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发达国家，但是相比于欧洲国家（比如法国），感觉普通人活得很累是因为什么？

从人均 GDP 来看，日本和英法德接近。但是从生活幸福感上，日本人累得跟狗一样，而英法德却活的很幸福。韩国成为发达国家后和日本差不多，都是很苦逼。还有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地区也是如此。

首先我这个感觉是否准确？

这个是由什么造成的？

若干年后中国步入发达国家，会走向哪个方向，而这又是什么决定的？

各人粗浅意见是，人均资源占有率，社会福利政策，民族文化几个方面，希望大神详解。

PS. 不明白怎么有大量的人在质疑韩国不是发达国家 ，好可爱

相关问题：中国人均 GDP 达到 4 万美元时，会是哪种发达国家的模式？

我在东京的时候，不小心用热水把家里上网的猫浇坏了。打电话给NTT（网络运营商），两个小时不到就送来了新的。而在阿姆斯特丹的住所，无线网故障将近两个月，打电话数次依然没人维修。

再举个例子，日本早稻田大学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都是各自国内相当不错的大学。然而在回复邮件的速度上，早大工作日24小时内一定会答复，阿大回邮件的速度平均是一到两周。

就我个人体验而言，在各种服务的效率上，日本几乎完爆荷兰。可从另一面来看，如此效率的背后，是各种繁杂的规矩和极其压抑的社会环境。

与悠闲而又随意的荷兰人相比，日本人十分敏感，细致，有时甚至近乎刻板的死守规矩，上下级观念深入骨髓，大多数人从众心理严重。比起肉体上的辛苦，日本社会的各种无形的条条框框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荷兰，学生甚至可以对熟悉的教授直呼其名，偶尔还会互相开开玩笑。而在日本，学生见教授要考虑自己敬语是否用的正确，举止是否有失礼仪。比起荷兰人的单刀直入，日本人相对委婉。在日本，空気を読む（类似于察言观色的意思）是一项必备技能，这也导致了日本人在作出行动之前往往会三思甚至n思，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在日本动漫，尤其少女漫中有所感受。日本人十分善于思考，好处是会把许多事做的极其周全。坏处是许多时候过度思考，有时能从很小的事情上思考出一大坨长篇大论。这种事无巨细的思考往往更加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荷兰人曾经告诉我，他们很少加班。到了下班的时刻，公司从上到下跑的快如龙卷风。在公司里，领导并不仅仅关心业务，更会关心员工是否做的开心。如果没到下班时间便完成了今日分内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可以放松或者做点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可在日本则全然不同。日本社会尤其鼓吹努力和奋斗，这一点我们同样能从各种日剧或者动漫里感受到。但日本人的努力，逐渐在往畸形的方向发展。许多人并不是在努力，而是做出[努力的姿态]，从而去避免他人的指责。我曾经做兼职的地方，看到有员工已经完成分内的事情，却把已经摆整齐的东西重新打乱再摆放。大家看起来都忙忙碌碌，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许多人并非真正在努力，而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负面评价在已经完成的工作上磨洋工，作出努力的样子。在精神上，没有人会关注你今天是否开心。日本的社会也并不欣赏真性情的人，许多人认为，那些即使内心狂风暴雨也拼死忍耐，在他人面前伪装出朝气蓬勃阳光灿烂状态的人才是值得称赞的。

在日本，你会感受到生活的便利，服务的周到，交通的发达，基础设施的完善，但与欧洲相比，感受不到他们的幸福。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人脸上挂着并非发自心底的笑容，口里说着言不由衷的敬语，这些人在内心巨大矛盾的拉扯下，一部分人逐渐麻木并习惯于现实，另一部分人则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纵身跃向铁轨。

个人感觉比起欧洲，日本的社会贫富差距依然不小。从阶级固化和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来看，我国的发展趋势越来越贴近如今的日本。虽然可能要被喷，但我依然想说，我们底层人民的幸福感大概主要靠培养自己想开的能力和豁达的人生观。

想开点，比什么都好。

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好了，单从数据上看法国每周平均工作时间28小时，德国26小时，哪怕是经济不景气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是只有33小时。

而日本和韩国呢？

下面这张图是2015年的数据，日本每周平均要工作39个小时，韩国更夸张43.5小时……

最后再看看超负荷工作的（工作超过50小时的）人的占比，在日本和韩国都有超过1/5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而在德国这样的国家“超负荷”工作的人只占1/20……

日本和韩国的普通人活得很累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么？上面几张图我看着都累……

谢邀。

大概因为……日韩人民背着三座大山？

别笑，我来掰扯下……

三座大山者，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先说封建主义——什么是封建余孽呢？

答：封建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我在巴黎有个半师半友的法国朋友——我教他中文，他教我法语；他自己总读些奇怪的研究方向，第一个论文有关东亚语源学，第二个是东亚地缘政治，第三个最奇怪，东亚海盗历史，所以他每天拽着我问汪直的传说（这个懂点明朝海洋历史的诸位大概知道了，日本许多说法里叫他王直）。自己有导师时拿点津贴，教教私课，甚至去亚洲馆子做铁板烧厨师。

他说，在巴黎，日本人和韩国人很好认。

日本男子普遍头发略长，身材保持中等偏瘦，西装穿得比法国人还地道，但又比意大利人拘谨。

日本女子则一目了然：脸上妆容化得完美无缺、让人嘀咕“她早上几点起床啊这得收拾多久啊”的程度。

韩国人则是：一群黄皮肤但头发颜色不一定黑、穿着打扮有点美国化颜色又很亮的家伙，聚在一起时就很开心声音很大，单独站着时就不声不响。

我跟他讨论的结果：日本人和韩国人，骨子里都有极强的等级制观念。日本人有些是出国久了，也独立了，但还是很克己，活给别人看。老派日本人很讲究体面，但可以想象他们很累。

韩国人则是，我自己认识的每个韩国姑娘，话说到后来，都会对父亲表示出盲目的敬畏——韩国人的父权观念重得很微妙。我那个法国朋友则举了一个例子：他给几个老派韩国商务人士做翻译时，被一个细节吓到。社长没举杯喝酒前，下属不敢碰杯。下属喝酒要侧身，不可嘴对着社长。可能这是一部分老派韩国人的习惯，但观此一端，可见其余。

所以可归纳为：日本人克己；韩国人封闭。

骨子里，是持久的等级制度习惯决定的。

之前说到过这个：

1904年日俄战争后，西方战史专家多说日本军人的长处是忠君爱国有秩序。这种狂热的秩序，是极端惨烈的等级制决定的。日本人现在的企业文化也是众所周知，年功序列、加班上瘾、上下等级森严——也是这一点的延续。

换言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节的感情，如果出于自发，不会多难受；但若是出于等级压迫，自然就累了。

这是日韩人民始终活在集体里、活给别人看、要体面、不能越出集体的根本。

官僚资本嘛，韩国有一个大到不能倒的大集团，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财团，那也厉害得很——以前日本的财团被叫成财阀，是明治之后上面扶植，那更加封建；二战后好一点了，但还是跟权力派系挂钩挺严密的，“献金”这个大家都懂。

帝国主义的方式则很微妙。

以前帝国主义是靠军事直接侵略来掠夺资源。后来，帝国主义改用经济侵略和金融侵略来榨利益了：国际分工化，说到底是动脑的福利给本国，劳力的苦差给别国。类似于罗马帝国，收整个地中海的税，养得罗马居民都成懒汉了。

在日韩与其他某些还保有封建残余的国家，因为等级制和体面的要求，日韩百姓本就容易体倦心累，加班加吐血、打肿脸充胖子。

官僚资本利用封建残余习惯，来让人民做牛做马，日韩百姓就更累了。

赶上日韩官僚资本背后，还有帝国主义做大佬，所以日韩人民虽无殖民地之名，实则不失高级殖民地之实：这不是三座大山么？

所以，能不累么？

这个问题着实太庞大了，其背后的原因涉及从文化到制度，从历史到现代的一系列因素，所以很难在一个知乎写一个系统的回答，姑且在这里抛砖引玉。

之前因为有个创新创业的辅修，上了创管学院的一门课叫Entrepreneurship Theory （并不是教你怎么创业，而是介绍了从熊彼得到Knight等一些经济学家对Entrepreneurship的理解和理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环境对于创新/创业是有益处的，正如同19世纪的伦敦，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现在的湾区等等。当这个问题上升到不同国家层面，就有学者想到不同国家国民的价值观是否是一个变量，于是就引入了一个World Value Survey的东西。

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有趣，虽然有一些强行聚类的地方，但是我们认识中不同“画风”国家在这张图中还是能得到很好的区分，比如新教欧洲，天主教欧洲，东正教欧洲（或者说前共产主义东欧，XD），英联邦+美国（后现代主义国家）就一字排开。比较有趣的是，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比我想象的小——尽管他们之间的制度略有差异，但是在国民价值上互相还是很接近的。

这个工具是Inglehart发展的，最早他想了解不同人之间对于materialism的态度（这里翻译成唯物主义感觉并不贴切）。在他的理论中，前现代文明（比如中东）和后现代文明（去工业化）都不那么materialism，而工业文明就表现出它的特质。最早的问题是这样的：

你觉得在你的国家中，哪些事情在未来10年是最重要的？

A 维持政府的秩序

B 给予人民在政府事务中更多的话语权

C 控制物价

D 保护言论自由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就能很好的区分一个国家到底是materialism 还是 post-materialism。前者一般都会选A+C，而后者一般都会选B+D。随后，Inglehart从这个问题出发开发出了一个量表，正如图中所示，国民的价值观被分成两个维度。第一个是世俗-传统。第二个是生存-价值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量表中的世俗和一般语境有所区别。如果你看过他们的问卷，这个世俗-传统象限不如说是在调查人们更相信权威，专家，政府，上级，还是更相信家庭，宗教长老，或者自己（不相信权威和政府）+对物质成功的重视程度。

关于这个维度，任课老师David Anderson的解释：OK, this is Inglehart's framework, not mine (I partly agree and partly disagree with Inglehart). But "secular-rational" is defined in a sort of special way. It means greater trust in "expert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y" that in "the head of the family" and/or God. This reaches its highest level in Industrial Society, according to Inglehart, whil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people become more skeptical of experts and governments, so the arrow points down again.

虽然Inglehart的量表比较简单，但能很好的回答为什么日本韩国人活得这么累的问题。r日本和韩国是量表最左上的两个发达国家。堂堂的发达国家比非洲-伊斯兰世界的穷国都更关注个人生存而不是个人表达。以及因为更具有工业社会的特质，人们服从于政府和权威（东亚的世俗化程度甚至比新教欧洲都要高）相比那些后现代，后工业化国家的普通人自然就更压抑，更在现实生活中拼命，这就是活得这么累的原因。

当然，这个回答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日本韩国位于左上这个象限的原因，只是说明了根据大规模调查，给出了值得信服的日本韩国位于左上象限的数据，这是他们的普通人活得很累的原因。至于位于左上的原因，就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但是看看这张表东亚国家的位置，谁不累呢？

这是“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区别。

由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是工业化大生产+共同体塑造（“民族发明”）的过程，同步的，是全社会组织度和动员能力的极大提高，分工协作的深化，社会“有序度”的上升——整个社会急剧的“熵减”。

这种现代化最浪漫（也是最冷峻）的抽象，就是“帝国的燃料/人肉电池，助推星辰大海的瑰丽梦想”。

然而系统的熵增过程，是自发的。摸鱼、罢工、吃福利、“钱多事少”、自由职业，远比泰罗制、福特制、996、血汗工厂和科层官僚的权威压制，更让多数人向往；嬉皮士式的邋遢随意，远比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熟女的优雅严谨，更接近人类的本能惰性；各类“授受不亲”式社会规范，也是对少男少女之思春怀春本能的颇为勉强的刻意压制；而解决了基本生存后，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追求个性/多维价值、“做自己”的本能，又与单一价值的“线性”社会导向和规训，相冲突。林此种种，都需要一个外部机制，来对抗“自发”/“本能”的“熵增”。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具有抵抗自身熵增的能力；生命抵抗熵增，需要外来的“负熵”供给。比如通过摄入食物（大分子），排出废物（小分子），获得营养（蕴含在大分子中的“负熵”）。

这种现代化的“有序感”、“组织度”、“便利性”，实际上是无数“帝国的燃料”、“人肉电池”用996式的奉献、自我禁欲的克制、自我审查的规训，为系统（社会）贡献负熵（秩序感）；牺牲自己，抵抗系统的熵增。

这种社会里的成员，有某种“真社会性动物”的色彩，像工蚁、工蜂一样，是“单向度的”、“异化”的人。——直到现在，日韩社会还用“真社会性动物”来自我比拟：

这种带有强共同体本位叙事的现代性之极致，就是20世纪上半叶的“总体战”体制。总体战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每个社会成员都会成为那个“代价”，都只是国家机器/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真社会性动物”的隐喻之真切，俨然呼之欲出。——有意思的是，日韩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残留了浓重的战时“统制经济”色彩（韩国也有庞大的“日满鲜体系”遗产）。

然而，在西方，六七十年代，伴随着全球性左翼运动的声浪（以及经济快速增长期的结束/奋斗逼“福报”的幻灭），这种“现代化”体系，遭遇了怀疑和解构。

五月风暴，反战，性解放，嬉皮士，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在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福柯等精神导师的指引下，西方年轻人、边缘人，开始向这个“现代社会”宣战。这是“真社会性动物”、“单向度的人”的觉醒，砸烂那些大工业资本主义的“主流”规训与枷锁，从性道德（两性伦理是社会的核心秩序），到财富伦理，到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不愿意无条件地服从，不愿意做经济动物，向“帝国的燃料”说不。make love not war，拒绝的，不仅仅是战争。

这是百年左翼运动的伟大历史遗产，“活得不那么累”的西方人，是“五月风暴”的精神苗裔。从此，一个多元、包容、多维价值取向的“非线性”的“后现代社会”，开始显山露水。

而曾经的欧美，也是“很累”的。不只在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笔下，也在欧亨利的小说里，卓别林的电影里，泰罗制和福特制的生产线上。“红五月”之前的西方社会，白领和大学生也普遍西装革履打领带，循规蹈矩、格式化地生活（大家对日本街头、地铁里，上班族一水的西装革履，也是印象深刻）。西方校园和互联网公司的种种“白左”风格（包括程序员格子衫、休闲装），也是那场左翼运动的历史遗产。

当然现在日本社会也在以消极的方式进入“后现代”，所谓“宅”、“低欲望社会”、“食草男“、“性冷淡”、“断舍离”，各类小众团体、亚文化的繁荣，宛若星星之火，次第登堂入室。这和曾经那个“昭和”的日本、“经济动物”的日本人，也有了很大区别。

关联内容：

婚恋、两性关系上，很能体现这种“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区别。

恩格斯评价19世纪欧洲“体面人士”的婚姻，称“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婚姻和卖淫的区别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爱情是幸福愉悦的，但普通人“做生意”显然会“累”。看看目前中国社会的那些条件配对、花式攀比式的焦虑。

而“后现代”，则是“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近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的实现。到那个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泡沫时代的日本，婚恋市场的各种“供养者文化”，简直和现在的中国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中国现状又被诟病为青年的“N座大山”，有了“租鸡青一”、“佛系”式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