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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与“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合称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三大盛世”。
这个盛世局面是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励精图治而铸造起来的。
康乾盛世有多繁盛呢?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年间领土面积最大时高达惊人的1316万平方公里,其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南抵万里海塘,北达贝加尔湖地区,领土范围、行政疆域超过唐朝,仅次于蒙元,甚至历代大一统中原王朝势力禁区的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也悉数被纳入到了大清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真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不光武功赫赫、疆域辽阔,长达134年的康乾盛世的改革也是变着花样来翻新。清王朝到了雍正年间,雍正皇帝索性取消人头税,实施“摊丁入亩”,有田地才交税,没有田地随你生育,国家都不会收取你一分钱。
另外,明末清初,玉米、大豆和红薯等高产农作物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的粮食结构,普通百姓们有更多填饱肚子的稳定粮食;御稻、双季稻等水稻作物不遗余力的推广更使得粮食产量激增,贱籍的废除、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制度的推行,百姓的人身封建束缚进一步减轻。
也正是由于经济的改革和封建人身关系的逐渐消除,康乾盛世一度使得中国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庞大帝国。
用英国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话来说:“从1700~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收入扩张了1/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
然而,被吹捧上天的康乾盛世真的是一片国富民强、歌舞升平的盛世美景吗?
且不说清王朝统治者对美好愿景的太平粉饰,至少当时出使大清帝国的马嘎尔尼访华团看来,名噪一时的康乾盛世不过如此,更多的是一派破落凄惨的景象,给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马嘎尔尼的日记中,他忠实记录了沿路所见闻略,在日记里他写道:
“所经每个省的农民大都一贫如洗。就是那些受雇到船上来伺候大使及其扈从的人,情形也强不了多少。我们把吃不完的残羹剩饭以及不要的旧衣物送与他们时,每次他们都如获至宝,然后跪地磕头,千恩万谢,甚至感激涕零。北京城内屋宇老旧,街道狭窄、肮脏,平时灰尘扑面,一下雨便满地泥泞,沿街到处是行乞讨饭的乞丐,人们衣衫褴褛,面容枯槁,城内居然有大片大片的荒地,不是长满蒿草就是房屋坍塌已成废墟。”
如果说,有人怀疑马嘎尔尼是因为清王朝不许开埠通商,而故意爆黑料抹黑康乾盛世,那以当时传教士斯当东的话来说:
“我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从不同身份的外国人对康乾盛世的描述来分析,显然,康乾盛世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氛围下,无数的平民终日挣扎在死亡的温饱线上。
在这个盛世里,既没有中产阶级,也不会出现贫富均衡,人们的生活更多的几乎是以乞丐的面貌出现在英国人的眼中。
当时的传教士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而普通民众却连肚子都填不饱,无数的妇女因为营养不良、食物极度匮乏,养育不起婴儿,大量的死婴被抛尸江中。
传教士巴罗愤怒地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而这一切都是同时期访华的外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因此,康乾盛世与其说是天下臣民共享美好时代,倒不如说是封建统治者们的盛世,平民的生活水平更多的是长年在温饱线上作着垂死挣扎,除了有个破败的茅草屋可供居住比乞丐强点外,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如英国人所描述的那样,几乎与乞丐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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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应该感谢玉米
波音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欧洲的殖民者带来了黄金白银,以及大量有待开发的土地欧洲人一下子阔了起来,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准备好了迎接文艺复共和工业革命。然而,哥伦布的发现似乎并没有在东方的中国引发激荡,中国甚至在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块美洲大陆其实,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国大平原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会引起南美洲的一场风暴,这就是混沌学所说的蝴蝶效应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它们是:玉米、地瓜(即番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
这些农作物中,玉米棒子和地瓜对粮仓的贡献最大。明末清初的时候,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能够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完毕了,以当时的亩产,也只能支撑1亿多人口生活,再多生一批人,就得饿死一批人就在这时,美洲的玉米和地瓜经过漫长的传播道路,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
玉米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农作物,北到俄罗斯、加拿大这样的苦寒之地,南到南美洲腹地的原始丛林,都可以种植玉米。所以玉米进入中国后,许多原来无法种植小麦的干旱、贫瘠之地也可以开垦了。相对于小麦,玉米的产量更高。虽然从营养价值看,也许要略逊于小麦,但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填饱肚子比营养价值要更重要。明末清初的这段日子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他们在山坡上种植玉米,在山脚下种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要几个孩子也能养活了。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的农作物不仅填饱了中国人的肚子,还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古代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畜牧业不发达,于是肉类很少,虽然鸡蛋、鸡肉和猪肉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但贫苦农民却难以享受得到,底层自耕农的食谱中除了主食之外,很少会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富含植物蛋白的大豆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蛋白质需求,而且相对来说,大豆价格便宜量又足,是自耕农们改善伙食的好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中国人喝牛奶会拉肚子,喝豆浆却没事的原因,因为中国普通大众经过几千年的素食食谱熏陶,肠道中缺乏分解牛奶成分的酶。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花生和向日葵,给底层农民们提供了摄取蛋白质和油脂的其他选择,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同样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这真是古代中国人的福音,两者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人们重要的零食。稍感遗憾的是,这两种作物提供的蛋白质也还只是植物蛋白。普通中国人(游牧民族除外)开始有能力消费牛奶制品,仅仅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辣椒让人涕泪横流还大呼过瘾,这种作物也是拜印第安人所赐,古代中国人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种颇为下饭的调味品,而且辣椒巨大的需求量还激发了规模可观的辣椒生意从美洲传来的烟草作为嗜好品,在中国同样受到了欢迎,不论是上等人还是普通农民,许多人都喜欢饭后吞云吐雾一会儿,种植烟草让许多底层农民获得了比种庄稼更高的收益。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蝴蝶效应,在古代中国激发出更多的耕地和更多的人口。如果我们把清朝开始时中国人口按1.5亿计算,那么仅仅100年后。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口轻松地实现了翻番,突破了3亿。汉代的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麦种植的推广,那么所谓的康乾盛世,是否和玉米、地瓜的推广有关呢?清朝的康乾时期,其实和汉朝的文景时期很相似。都是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更相似的是,农作物品种上有了重大的变化,文景时期是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粮仓中的主力军,而康乾时期是玉米、地瓜进入粮仓,与水稻、小麦一起充实了粮仓。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等作物的引入,康熙和乾隆就算是天纵奇才,也没有办法把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翻一番。
假如玉米和地瓜早一百年进入中国,在明朝中期就养活了更多的贫苦农民,也许吃饱了肚子的李自成就不会带领流民起兵,后金铁骑也根本没有机会中原逐鹿。历史不能假设,但从逻辑常识上看,康乾盛世是建立在玉米、地瓜的基础上的。没有3亿多自耕农上交的皇粮,清朝贵族们哪有架着鸟笼捧戏子的潇洒呢?不要迷恋所谓的盛世,那都只是一些传说。
(摘 自《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
那个时期以农业为主,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农民。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对农业最重视,也最有办法的帝王。研究表明,秦汉时我国的粮食亩产量为 264 市斤,唐代是 334 市斤,明代为 346 市斤,而清代的亩产量则达到了 374 市斤,是历史上的最高值。
但此时人口却翻了一番还多,所以均下来,人均产量却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研究表明,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 985 斤,隋唐为 988 斤,宋代为 1457 斤,明代为 1192 年,而乾隆年间,仅为 780 斤,是秦始皇以来的历代最低水平。
因此,乾隆盛世时期很多底层人都会挨饿。
当时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呢?1808 年,英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除此每天还有 2.3 加仑脱脂牛奶,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 1 英两茶叶。
十八世纪,一个普通英国农民家庭,年收入是 137 英镑,约合当时清代的 472两白银,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 11 镑的剩余,约合 38 两白银。而乾隆年间,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家庭,全部收入不过 32 两,不到英国农民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全年的平均支出却是 35 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 3 两。
差距便是如此。